[译苑雅集Vol. 55]为什么关税是最糟糕的税？经济学视角下的六大理由
关税看似简单易行，却几乎违背了所有良好税制的原则。从扭曲消费与劳动选择，到削弱生产率、阻碍资本积累、制造再分配扭曲，再到诱发浪费性的寻租，关税在每一步都让经济蛋糕缩水，还滋生低效与浪费。本文系统梳理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关税的反对理由，解释了为何他们对关税总是“反应过度”。
作者：Brian Albrecht
时间：2025年08月08日
原文：
经济学家并不喜欢关税。好吧，这篇文章一上来就抛猛料！与此同时，普通人往往认为关税有利于就业。至少，他们可能会问：“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不就是对进口征税吗？我们需要税收来弥补赤字。”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经济学家对其他税种并不会有同样的反应。若有政客提议提高个人所得税，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会更均衡一些。可一说到关税呢？正如杰森·弗尔曼（Jason Furman）所言：
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家都患上了“关税错乱综合征”。每当关税上调，我们就会表现出不成比例的激动。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对关税产生如此强烈的本能反应？我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我推测，这因为关税几乎违背了经济学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总结出的所有税收原则。
本周文章的目标，是解释这种看似“反应过度”的现象，聚焦说明为何关税是个特别糟糕的财政增收方式。这与特朗普或任何具体政策提案无关。相反，我们将用一些简单模型，对税收基础做一次总体性的讲解。如果你想看实证研究，我们在 Economic Forces 上还有不少相关文章。
要理解经济学家对关税根深蒂固的怀疑，我们得从头搭建思考框架。先别急着跳进国际贸易的各种复杂性和现代模型。我不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是靠那些来思考关税问题的。不如先设想几个简单的“玩具”型经济体。通过逐步加入更贴近现实的设定，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见：把关税当作政府筹资手段，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原因一：关税扭曲消费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经济体开始设想。假设有两个岛屿，“本土岛”（Home）和“外国岛”（Foreign）。在本土岛，椰子会神奇地从天而降；在外国岛，香蕉则如此。于是两个岛进行贸易：两根香蕉可以换一个椰子。
本土政府需要筹集资源来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修建海堤。那么，最佳的筹资方式是什么？这里的“最佳”，指的是人们普遍偏好的方式，不涉及分歧。
最优（或称“高效”）的税种是广义的消费税：既对本土消费的椰子征税，也对进口的香蕉征税。关键在于，它不会改变椰子与香蕉之间的相对价格。人们依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消费水果，只是总体消费量略少，用于支付税款。这是一个理想税收的标杆。
现在考虑关税：只对进口香蕉征税。这样香蕉被人为抬高了价格。结果是，本土居民会少吃香蕉、多吃椰子，导致他们得到的水果组合并不如原本那样令人满意。关税因扭曲消费选择而造成效率损失。
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轻微而均等地对两种水果都征税，维持“2根香蕉=1个椰子”的相对价格，社会福利会更高。
不过，这个模型有个缺陷：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劳动与生产，水果纯粹从天而降。这就意味着税收本质上类似“一次性税”，并不会影响人们的任何决策。
原因二：关税同时扭曲消费和劳动
我们再为经济体加入“劳动”环节。现在水果不再从天而降。本土居民必须在“工作采椰子”和“享受闲暇”之间做选择；外国居民则在“工作采香蕉”和“闲暇”之间做选择。交易比例依旧是 2 根香蕉换 1 个椰子。
此时，本土政府有三种筹资方式：广义消费税、关税，以及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储蓄的假设下，所得税与广义消费税是等价的：你只能花你挣到的钱，所以无论是发工资时扣 20%，还是买东西时收 20%，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比较“所得税”与“香蕉进口关税”这两种方案。
所得税只带来一种扭曲（消费税在本模型里同理）：它让“闲暇”相对“工作”更有吸引力，从而可能减少椰子的总采集量。这虽然令人遗憾，但却是税收不可避免的代价。
但如果政府改用关税呢？情况更糟，因为它带来了“两层扭曲”：
像第一个模型那样，关税使香蕉相对椰子变贵，扭曲了消费选择。
同时，它还削弱了劳动收入的吸引力。因为香蕉更贵了，用椰子换香蕉的“回报”变得更低，于是工作采椰子的激励下降。这等于在“劳动—闲暇”选择上，关税也起了负面作用。
换句话说，关税把“消费扭曲”叠加到“劳动扭曲”之上，比单纯的所得税或消费税效率更差。
但这个模型仍然遗漏了现代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生产工具与设备，这些是劳动者提高产出的核心要素。
原因三：关税降低生产率
现在我们加上一个最关键、也最贴近现实的要素。
在本土岛（Home），有“攀爬者”（Climbers）负责采集椰子；而在外国岛（Foreign），则有“织造者”（Weavers）擅长制作坚固的梯子。梯子并不像水果那样直接消费，而是一种生产工具，能让攀爬者大幅提高采椰子的效率。本土需要从外国进口梯子，用椰子支付。这里我们暂且忽略进口香蕉的消费。
如果本土政府为了筹资，对进口梯子征收关税，会发生什么？
结果是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下降。关税让梯子（关键生产工具）变贵了。一些攀爬者因此觉得买梯子不划算，只能赤手空拳爬树，产出大幅下滑。本土的生产体系因此整体变得低效。
这一点揭示了最重要的最优税收原理之一，来自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的洞见：要保证“生产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绝不能对中间品征税。 与之前的模型不同，在这里，关税直接破坏了生产过程，在政府有机会对最终产出征税之前，整个经济蛋糕就已经缩水了。
在现代供应链中，这类伤害尤其严重。许多产品在最终进入消费者手中之前，会跨境流转多次。比如一辆在密歇根组装的汽车，它的零部件可能来自俄亥俄、安大略和瓦哈卡，在生产过程中多次跨越国境。若对汽车零部件这种中间品征收关税，每跨一次境就增加一次成本。看似是 10% 的关税，到整车最终下线时，累积效果可能相当于 30% 的额外成本。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以最小的破坏性来筹集税收，首先要保证经济尽可能高效运转，然后再对最终产出征税。
有人可能会反驳：“但如果只有富有的攀爬者才买得起梯子呢？难道不应该对梯子征税来实现财富再分配吗？”
这种想法听起来有吸引力，但其实是错误的。若要帮助买不起梯子的人，合理的方法是对拥有梯子的攀爬者的收入或最终消费征税，再把钱转移给没有梯子的人；而不是直接对梯子征税。因为一旦对梯子征税，整个经济都会更低效，每个人都会受害——包括那些本该得到帮助的人。真正高效的做法是先把“蛋糕”做大，再通过所得税与转移支付重新切分。
戴蒙德—米尔利斯的洞见在于：生产效率与再分配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必须分开处理。 先让经济高效，蛋糕尽可能大，再通过税收与转移来实现再分配。
那么我们还缺少什么？前面我们讨论了生产端的能力差异，但消费端的差异还没有引入。
原因四：关税在再分配方面很糟糕
让我们再扩大视角，考虑更广泛的最终消费品。不仅有椰子和香蕉，还有木瓜、芒果等多种水果。有些是本土生产的，有些则是进口的。
政府要筹集收入，问题是该如何对这些消费品征税？是不是该对木瓜这种奢侈品多征一些？是不是该对椰子这种“必需品”少征一些？进口货和本土货是否该区别对待？
这就引出了公共经济学的另一条重要洞见，来自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们证明，在合理假设下，最优的税制应该对所有最终消费品实行同一税率。 其直觉很简单：如果你想把财富从富人转给穷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累进所得税来直接实现，而不是去猜测“富人买什么东西更多”，再去间接调整不同商品的税率。
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定理说，在你已经遵循戴蒙德–米尔利斯原则（不对中间品征税）之后，就应当对所有最终消费品一视同仁，设定统一税率。这样能最小化对人们消费选择的扭曲。
而关税则直接违背了这一原则：它只对进口最终品征税，而对本土最终品要么不征，要么不同税率。结果是，人们会被人为引导去买本土的木瓜而不是进口木瓜，即便进口木瓜本来可能更便宜或更优质。
原因五：关税相当于对经济增长征税
接着回到我们的“梯子”例子，不过这次考虑时间维度。假设梯子是耐用品，攀爬者们可以逐步积累。梯子越多，生产率越高：可以够到更高的树枝，可以同时操作多棵树，采集的椰子更多。
本土从外国进口梯子，逐渐形成“存量”。这批梯子就是经济的资本——积累起来的工具和设备，让劳动者更高效。
现在，政府对进口梯子征收关税。这不仅影响今天想买梯子的人，更影响整个资本积累过程。
关税让梯子更贵，每年进口的新梯子变少。旧梯子损耗后，替换速度也变慢。结果是资本存量增长放缓，甚至缩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随时间下降。
这等于是在直接给经济增长征税。经济学中的第三条经典最优税收结论，来自查姆利（Chamley）与贾德（Judd）：资本税应当为零。换句话说，不要对资本积累下手。现代的相关研究可参考 Chari、Nicolini 和 Teles。
关税效应还会形成恶性循环：梯子少 → 工人生产率低 → 收入下降 → 买新梯子的能力减弱 → 资本积累进一步停滞。最终经济陷入一个低生产率均衡。
那么，还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考虑的是“有人在积累梯子”，但如果有些人根本没在积累呢？他们会被甩在后面，进一步落伍。
原因六：关税诱发浪费性的寻租行为
设想本土岛上有两类椰子生产者：少数高效的，和多数成本高、低效的。同时，外国也产椰子，而且比本土任何人都便宜。如果没有贸易壁垒，本土的高成本生产者会被高效本土企业和廉价进口挤出市场。
为了“保住工作”，本土政府对进口椰子征收高额关税。
短期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低效的本土生产者被保护了下来，不再面临外国竞争。于是他们有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去维持这道关税。他们雇佣游说者，天天跑去国会，宣称关税对就业的重要性。与之对抗，消费者群体和本土的高效生产者（他们可能是出口方）也雇佣游说者来反对。
结果是：除了维持一群低效的生产者之外，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才资源被卷入了零和的政治斗争。这些努力并不会增加哪怕一个椰子的产出，只是在博弈政策走向。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其投入是纯粹的社会无谓损失。而关税是这类浪费行为的主要驱动，因为它给小部分受保护群体创造了集中且巨大的利益。
关税早在最初的寻租理论文献中就是典型案例：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关税、垄断与盗窃的福利成本》中的研究，以及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的研究都强调了这一点。所谓“塔洛克矩形”的损失（从价格 P₁ 到 P₀、数量 Q₁ 的范围）甚至大于传统的无谓损失三角形。
在今天，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我们甚至看到特朗普对具体企业逐一设定关税。这不仅包含了寻租的巨大成本，还叠加了前文提到的各种效率损失，因为关税的“受益群体”被进一步缩小，政策博弈更激烈。
问题的叠加效应
关税在理论上看似吸引人，特别是当人们“不改变行为”的假设成立时：如果进口量不变，那关税就像一种简单直接的财政收入工具。历史上关税广泛使用，部分原因就是它征收方便、难以逃避——在港口收就行了。
但问题在于，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研究人们如何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一旦消费者或生产者开始调整行为（事实上他们总会），扭曲和损失就发生了。
正如文中所写：
关税导致企业和消费者不得不改变行为，以消耗更多真实资源来达到同样的结果——在不合适的地点建厂，重组供应链，甚至设计奇怪的规避方案（比如“拆掉座椅”）。这些扭曲是纯粹的经济损失，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就像强迫一个人走更长的上班路程，虽然加油站因此多卖了汽油（但消费者少花在别的地方），但浪费的时间却是无可弥补的。即便关税“成功”地把生产迁回美国，也会产生超越价格上涨之外的浪费。
整体逻辑的模式
注意前文所有模型的共同结论，每一层“更接近现实”的设定，都让关税看上去更糟糕：
模型1：关税扭曲消费选择
模型2：关税同时扭曲消费与劳动决策
模型3：关税通过征税生产投入破坏生产率
模型4：关税在再分配上表现糟糕
模型5：关税削弱资本积累，直接压制经济增长
模型6：关税催生浪费的寻租活动，分流生产性资源
逻辑极为坚实：关税违反了几乎所有良好税制的原则，违背了最重要的最优税收定理（Diamond–Mirrlees、Atkinson–Stiglitz、Chamley–Judd）。它们让经济蛋糕在被征税之前就先缩水，还为游说和寻租打开了大门。
这并不是说其他税收完美无缺，但关税几乎把公共财政的所有原则一次性都破坏了。关税可能在国防或战略性贸易政策中有其他用途，但从纯粹的税收角度看，它就是一种糟糕的筹资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何经济学家们会对此反应如此强烈。
它真的，就是个坏税。